因在十九大开幕式上创下三个半小时手语直播纪录走红，2018年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对于这一身份的转变，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东城区特殊教育学校校长周晔认为，她始终是一名“传声者”。

37年的特殊教育经历，让周晔与残疾人群体结下了不解之缘。今年她带来的提案建议，应加快修订、制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及其实施办法，明确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盲文法律地位，保障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盲文的推广普及。

今年是周晔从事特殊教育的第37年，周晔说，她已经与特殊教育融为一体，无法割舍。

谈提案

建议明确国家通用手语和盲文法律地位

新京报：今年两会你带来了什么提案？

周晔：我建议加快修订《语言文字法》、制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办法》，增加手语、盲文内容，明确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盲文法律地位，保障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盲文的推广普及。

新京报：这一提案出于怎样的考虑？

周晔：我国有3000多万听力和视力残疾人，手语和盲文是他们学习、生活、交流的特殊语言文字。《国家通用手语常用词表》和《国家通用盲文方案》在2018年7月1日实施，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使用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盲文。

但是，由于《语言文字法》制定时的客观条件，手语和盲文没有写入其中，至今没有明确的法律地位，相关工作的开展缺乏法律保障和充足的资源支持。国家通用手语和盲文的推广使用，也面临困难。

新京报：国家通用手语和盲文的推广使用具体面临哪些困难？

周晔：从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看，由于语言文字研究属于冷门学科，加上手语盲文使用人群的特殊性和小众性，从事手语盲文研究和推广的专业人员匮乏，研究基础薄弱。

社会服务层面，手语翻译人才匮乏，盲文出版生存艰难。根据调研，国内手语翻译员约有两千多人，能够达到“对外翻译、得到聋人认同、手语运用熟练”标准的只有约20人。目前国内专门从事盲文出版服务的机构只有两家，并且盲文书籍出版成本高，大约为相同内容普通书籍的35倍，出版能力有限。

保障机制上，学科建设、社会服务等方面的重视程度和扶持力度不足，相关政策完善和优惠补贴制度尚未完全建成。国家手语和盲文研究中心主管部门不明确，缺乏长远规划，自2010年成立以来长期处于无独立法人资质、无人员编制、无稳定经费状态，缺乏有效的保障机制。

谈特殊教育

师资匮乏，特教老师待遇需提高

新京报：你从1983年开始特教生涯，在你看来，教育特殊群体孩童需要注意什么？ 

周晔：从精神层面，残疾儿童在感知觉方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这些缺陷会对他们的心理发展带来一定影响，如自卑、猜疑、狂躁等。教育过程中要给这些孩子更多关爱。特教老师要有比较强的耐挫力，比如教导智力障碍、自闭症儿童时，可能投入了很多精力和时间，但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这时需要耐心，能够承受挫折。 

从知识专业层面，除了学科知识，特教老师还要练好特殊专业能力。比如我教的是听障学生，要熟练掌握手语。教育视障学生要会盲文。面对智力障碍、精神残疾的儿童，老师们还要掌握行 为矫正等更专业的康复技术，对他们实施个别化教育计划。 

新京报：目前特殊教育存在什么困难？ 

周晔：师资匮乏是比较大的困难。比如自闭症儿童近年来数量增加，这些孩子表现出的行为问题一人一个样，矫正起来很棘手，但目前专业人才远远不够，急需扩充师资队伍。同时，尽管这些年特教老师待遇有所提升，但薪资仍然不高，与他们承受的压力、工作量不成正比。

另外，现在对特殊群体儿童提倡融合教育，我们不希望残疾儿童一直在特殊教育学校这个封闭的空间里接受教育，因为他们迟早要进入社会。从长远考虑，让他们从一开始就进入普通学校，和健全孩子在一起学习、活动，是最理想的。目前，很多普通学校里都有残疾学生就读。

但这也存在一个问题。普通学校的老师绝大部分没有接受过特殊专业教育，没办法解决残疾儿童出现的一些问题。 

我建议大力加强特殊教育师资队伍的建设，弥补人才空缺。提高特殊教育学校教师的待遇水平，提高特殊教育质量。 

新京报：残疾毕业生就业一直是个难题，如何改善这一现状？ 

周晔：残疾人就业在不断出台的扶持政策支持下，有了长足发展，但招收企业也面临输入与产出的实际负担。所以一些企业即使招收残疾人，但也难以让他们真正参与岗位工作，特别是智力障碍和精神残疾的人士。

我建议国内增设“社会工作者”岗位，由政府出资聘请。他们可以进入到企业中，减轻企业负担，给予残疾人就业方面的支持，让残疾人和健全人一样享受工作带给他们的价值。

现在国内有8000多万残疾人，一部分人在就业方面难以与社会接轨，这是一项社会问题，我建议政府建设一些公益性的残疾人专门就业场所，由政府出资，为有一定操作能力、不能独立正常就业的智力障碍、精神障碍等弱势群体提供就业机会和照顾。 

新京报：在你和学生交往过程中，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事？

周晔：很多残疾的孩子其实有着执着的精神，给予他一些希望和支持，他会努力坚持。

1984年，我临时担任五年级一个班的班主任，有一次班里三个孩子拿了一份少年宫航模制作的招生简章在看，我就用手语问“你们想去吗？”他们点点头，但又觉得自己有听力障碍，那时也没有助听器，担心老师不要他们。我说没关系，老师带你们报名去，不管成与不成，都要争取一下。

我和少年宫的老师沟通，我来给孩子当翻译，对方同意了。三个孩子特别高兴，每周日早上我陪着孩子们一起去少年宫学习半天，持续了四个月。最后的航模比赛上，三个听障孩子得了二等奖。

教学生涯中有很多这样的场景，也给我带来了鼓舞和感动。 

新京报：在这一领域耕耘37年，你对特殊教育行业有怎样的感情？

周晔：今年是我从事特殊教育的第37年，中间有过很多坎坷，也有过纠结。曾经也有多次机会可以转行，但每次打算离开时，就能感到内心的挣扎与不舍，甚至有时忍不住会流泪，最终还是选择留下来。我觉得自己已经与特殊教育融为一体，无法割舍了。

特教老师这份工作凭的是良心和人性，残疾儿童是非常无助的群体，但要帮助他们，困难又很多，需要从内心去爱这些孩子，理解和保护他们，和家长一起引导孩子成长。 

谈手语直播经历

十九大创下三个半小时手语直播纪录 

新京报：2012年全国两会央视首次引入手语直播，你是第一位手语主播，当时你是什么状态和感受？

周晔：我从1995年开始做央视手语主播，已经有挺长的职业经历，不过2012年第一次以手语主播身份参与全国两会直播，还是感到很紧张，同时又很激动，因为从这个变化能看到党和国家对弱势群体的切实关注，考虑到了听障人士的特殊需求，我感觉到社会文明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新京报：十九大开幕式上，你创下了长达三个半小时的手语直播纪录，还记得当时的场景吗？

周晔：我在进入直播间前四十分钟才看到稿子，而且还不是全稿，编辑收到一张就赶紧给我打印出来，就在这样争分夺秒的环境下抓紧熟悉内容。

在此之前我也做了功课，把全国两会的报告等，从头到尾读一遍，再用手语翻译，模拟练习。

现场三个多小时的直播，到后期自己确实感到有些累，因为注意力已经集中了很长时间，偶尔大脑会有一瞬间空白，立即调整过来。直播镜头中我必须挺直背端坐，坐的是小椅子，腿麻了不止一次。

我记得座位旁边有一个电子表，用余光能看到时间，等到了三个小时还没有结束的意思时，我心里也有一丝不安。但又想既然上了“战场”，就没有退路，只有坚持，必须坚持。

直播快结束时，一个工作人员轻轻从门外进来，走到镜头外靠近我的位置，一直看着我，等到直播结束我站起来时，他上前扶了我一下，可能担心我体力不支摔倒。

当时我非常庆幸，终于顺利完成了任务，没有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 

新京报：这场经历对你有怎样的意义？ 

周晔：最大的感受就是，人的毅力、精神的力量是无穷尽的，只要坚定信心和信念，发挥出的力量可以超乎想象。 

新京报：从全国两会手语主播到全国政协委员，对于这一身份的转变你有怎样的感受？

周晔：我从2018年开始担任全国政协委员，虽然身份变了，但我觉得手语主播和委员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传声者”。

手语主播要把声音信息准确翻译成手语，传递给听障人士，更偏重于技术性，要求专业纯熟。

政协委员要做好“上传下达”，把政策传达给公众，同时把公众的需求和声音上传至相关部门，建言献策，让政策能够更好地服务公众。这不单纯是专业性的工作，更是政治任务，需要有更高的站位和视野。 

新京报：你希望通过自身委员身份实现怎样的价值？

周晔：我希望能做好一个传声者，尽自己的力量让更多人关注残疾人群体，让残疾人享受到政策福利，感受到社会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