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8月初，王志明双手扶着支具，缓慢走出家门，与双胞胎女儿边走边聊。这位曾因车祸导致截瘫的患者，如今已能借助辅助设备站立行走，并恢复大小便自理能力。他偶尔将训练视频上传至社交平台，吸引众多病友咨询相关治疗信息。

六年前，24岁的王志明遭遇严重车祸，脊髓完全性损伤，被诊断为AISA-A级瘫痪，医生判断其下半生只能依赖轮椅。2025年5月，他参与了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与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联合开展的“北脑一号”硬膜外脑机接口临床试验。术后，其脊髓功能评级提升至C级，成为全球首例接受硬膜外脑机接口、脊髓电刺激与外骨骼机器人联合治疗的患者。

脑机接口技术也在视觉重建领域取得进展。2026年5月，浙江省人民医院眼科医生陈亦棋为视网膜色素变性患者玲玲实施了视网膜脑机接口植入手术。经过近三个月康复训练，这位失明近二十年、仅存微弱光感的患者，已能识别部分汉字与日常物体。“现在能看东西，挺开心的。”她在7月底复诊时对医生说。

这项曾被视为科幻概念的技术，正逐步进入真实临床场景。通过绕过受损神经通路，脑机接口尝试重建大脑与外部世界的连接，适用于脊髓损伤、脑卒中、失明乃至昏迷等多种神经系统疾病。然而，疗效并非普遍显著。宣武医院神经外科医生王逸鹤指出，部分患者误以为植入后即可恢复正常生活，“这基本不可能”，且并非所有个体均能从中获益。他将当前技术比作通信史上的“大哥大”——功能有限但意义重大，未来仍有巨大演进空间。

王志明的康复依赖高强度训练。术后十余天起，他开始为期半年的训练。通过想象抬腿动作，脑机接口捕捉其意图，触发脊髓电刺激，驱动外骨骼完成迈步。初期需反复集中注意力，数月后才逐渐实现连贯行走。如今，他已能独立完成洗漱、做饭、买菜等日常活动，大腿肌肉也由萎缩状态逐步恢复力量。

玲玲的视觉重建同样需要持续训练。术后半个月起，她每周赴医院训练3至4天，从感知光线到辨识图形，再到识别文字，每一步都需重建视觉认知体系。尽管目前在复杂环境中仍易受干扰，但团队预计，若继续训练半年以上，她有望实现基本生活自理，如行走避障、取物倒水等。

并非所有尝试均取得理想结果。一位偏瘫患者在接受脑机接口手术一年多后，虽能扶栏独立行走，但手部抓握能力改善有限，尚未达到完全自理水平。另一名脑出血后遗症患者的家属林梦，在参与无创脑机接口训练13天后选择退出，因未见明显功能恢复。尽管如此，她仍表示愿意再次尝试，因该技术“至少不会造成伤害”。

临床医生坦言，当前脑机接口面临两大技术瓶颈：脑电信号采集尚不完整，且从意念到肢体动作的转化机制仍不成熟。宣武医院自2025年底设立脑机接口筛查门诊，对数百名申请者进行多轮评估，最终仅约10人符合入组标准。王逸鹤强调，降低患者及家属预期是门诊的重要职责之一。

手术本身极具挑战。王志明所接受的是一场长达七八小时的组合手术：先于硬膜外植入电极，再行脊柱手术放置电刺激器，最终与外骨骼系统集成，构建“大脑—脊髓—肢体”闭环。难点不仅在于精准植入，更在于协调三家不同厂商的设备实现互联互通。

除硬膜外路径外，宣武医院亦探索介入式脑机接口。2022年起，团队在羊体内开展血管内支架电极实验，历经数十次优化后，2026年上半年实现8个月稳定信号采集，且血管保持通畅。2025年9月起，该技术进入人体研究阶段，已完成4例昏迷患者的植入，验证了安全性与可行性——电极平均7分钟植入，1分钟取出，无器械相关不良事件。

眼部手术同样精密。陈亦棋为玲玲植入的芯片含320个电极，需精准贴附于黄斑区视网膜。术前团队基于其眼球结构制作3D模型模拟操作，术中严防出血与视网膜损伤。此前十余年，他已在猪、兔、猴等动物模型中完成上百例实验，确保安全性。

关于设备可否取出，不同技术路径差异显著。短期使用的SEEG电极可轻松移除；硬膜外装置虽可长期留置，必要时亦能取出；而血管内支架电极若长期留存，可能与血管壁融合，取出存在风险。

宣武医院院长赵国光将脑机接口喻为“两耳间的登月计划”——不仅要成功“发射”，更要确保安全“返航”。按侵入程度划分，技术可分为非侵入式（头皮采集）、硬膜外、血管介入及皮层内植入。电极越接近神经元，信号越清晰，但风险亦随之上升。团队与清华大学合作开发的硬膜外方案，已于2023年完成首例手术，受试者老杨在高位截瘫15年后恢复手部精细动作，可自主持杯、抱孙。赵国光指出，该手术早于Neuralink公司首例人体植入两个多月。

推动脑机接口临床化的根本动因，在于应对传统疗法无法解决的庞大患者群体。中国现有约374万脊髓损伤患者，多在青壮年发病，长期卧床不仅影响生活质量，亦加重家庭负担。脑机接口通过读取大脑运动意图，绕过损伤部位重建通路，虽无法完全复原功能，但足以改变患者生活状态。

然而，技术热潮背后亦存隐忧。神经外科医生马永杰强调：“科学家可以疯狂，创业者可以大胆，但临床医生必须谨慎。”他拒绝压缩临床前验证流程，坚持“不拿人当小白鼠”。伦理审查成为关键门槛，团队需向伦理委员会详述技术原理、风险与获益，尤其对昏迷患者，还需明确家属知情同意与权益保障机制。

长期安全性仍是未知数。与心脏支架等成熟器械不同，脑机接口缺乏长期人体应用数据。一位三甲医院神经内科医生担忧：若企业破产，植入设备的后续维护与取出责任由谁承担？目前，美国部分企业通过商业保险覆盖此类风险，而国内相关机制尚不健全。

如今，回到家乡的王志明已重拾生活自主权。他每日锻炼、做饭、出门散步，甚至计划未来摆脱支具，亲自接送孩子放学。体内植入的两枚设备在日常生活中几乎无感。他在社交平台上持续分享康复进展，吸引众多病友咨询相关治疗信息。